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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孤信一“忠”贵三女

北魏之末,孝武帝为高欢所逼,率五千兵马自洛阳西行以就宇文泰。孰料行不远处,五千人已做猕猴散,独有独孤信一人在孝武左右。孝武因此感慨万千。

后独孤信在西魏及北周朝为官。因其忠信之名,得为历朝重臣。其长女嫁于宇文泰长子宇文毓,宇文毓即北周之第二帝周明帝,长女即为明敬皇后。其四女嫁给同为西魏八大朝臣之一的李虎之子李昞,李昞之子便是李渊,李渊建立大唐王朝后,四女被李渊尊为皇太后,史称唐元贞皇后;其小女名独孤伽罗,嫁给了独孤信一手提拔起来之八大朝臣之一的杨坚。杨坚后创立隋朝,史称隋文帝,独孤伽罗遂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后,史称文献皇后。

独孤信于魏末乱世,当孝武狼狈西逃之时,能够独守忠心,孤身相随,可谓稀见之忠。此时之忠,是为孤忠;此地之臣,是为儒家礼教之下难得之“忠臣”。独孤信于国之将倾之时,以信义为怀,忠信担当,遂成三朝重臣,因以使其三女成为后之三代皇后,可谓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然而,就历史大势而言,独孤之“忠”实为中央专制体制下的必然产物,是为“私忠”,亦儒家于中华三千年历史中所大力倡导之为臣品德,其中包含着影响中国此后历史发展所特有的“忠君悖论”:为臣者到底是忠于君还是忠于事业?忠于君者,可以不必忠于事业;而忠于事业者则可能违背于君、不忠于君;而不忠于君者又不能得到忠于事业的平台和基础——究其根本,仍为中央专制集权体制下“私权、私心”在作祟。先秦时期的法家先驱慎到即提出不要“忠臣”而要“能臣”,即是出于对中央集权体制之下“忠君”思想的深刻认识。而中国历史的未来健康发展,必将以有效的体制机制,破除这种专制体制下的“忠君”之论,而使所有国家之臣皆为忠于国家、忠于事业、忠于人民、忠于历史的“能臣”,而不是某个人、某个利益团体(比如今日所谓的秘书帮、山西帮、石油系等)的“忠臣”,此等忠心,始为正忠,此等能吏,始为国家之宝。唯有所有公仆都能真正忠于国家、忠于事业、忠于人民、忠于历史,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走向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。立此为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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